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和学生正在早读，教室门外响起了一声“报告……”我一看，是任安妮。我眉头一皱：她又迟到了！于是，便对她说：“在外面站一会儿！”她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嘴唇似张又闭，好像要向我解释什么，但终于没有开口，便顺从地站在了教室门外。
任安妮是初一下期转学来到我班的。她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说话细声细气。她的学习较差。可能是由于身体不太好，常请病假。但是，给我和同学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爱迟到。我曾把她母亲请来，向她反映任安妮这个老毛病，并问她是不是任安妮有什么特殊困难。她母亲说，没有什么特殊困难，就是任安妮在家动作太慢，磨磨蹭蹭地耽误了不少时间。于是，我多次找任安妮谈心，要她养成雷厉风行的好习惯。但她仍然常常迟到。因此，今天我再也不能原谅她，必须通过罚她站给她一个教训。
我之所以要罚她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几天班上迟到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虽然就是那么一两分钟或两三分钟，但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现在企图通过惩罚任安妮，提醒全班学生：决不能迟到！
任安妮在外面大概站了五分钟，我想到如果校长看见了恐怕不太好，便叫她进来。她进来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想坐下，我说：“谁让你坐了？到教室后面去，在后面那儿再站一会儿！”她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但仍顺从地站在那里，并拿出书来和大家一起读。直到早读课结束，她总共站了15分钟。
上午两节课过后，她来给我请假，说头有点昏，想回家去休息一会儿。我一惊，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早晨站久了？”她说不是，她还说平时她就爱头昏，是老毛病了。于是，我同意她回家休息。
第二天，班上没有一个学生迟到——从教育效果来看，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但任安妮却没来上课，听说她回家以后哭得非常伤心，觉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过了几天，任安妮都没有来上课。终于有一天，我从她母亲的口中得知，任安妮要休学了。我以为是因为罚站的原因，但她母亲说是因为生病，我问她任安妮什么病，她却没有给我说，只是说医生要求任安妮休学。当时我对她母亲说：“真遗憾，任安妮不能和我们一起学习了！但请你一定转告任安妮，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要惦记学习！把身体养好了，明年还可以复学的。”
任安妮的母亲听了我的话，非常感动，不住地说谢谢。但她哪里知道，我这些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客套，其实当我听说任安妮要休学后，我心里就暗暗高兴，或者说有些庆幸：总算甩了一个包袱！因为学习成绩差的任安妮，每次统考都将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下多长一截呀！现在好了，因为没有了任安妮，我班以后的考试排名一定会有很大“提升”的！
半年之后，任安妮返校复学，降到下一个年级学习。在校园不时碰到我，总是羞怯而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李老师好！”
后来，在半期考试刚刚结束最后一科时，和任安妮同住一个院子的沈建平同学就来告诉我：“李老师，任安妮今天早晨……死了……”当时，我无比震惊：她前几天还在校园里和我打招呼，怎么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消失就消失了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但有一个念头很清晰，这就是我一定要赶在她火化之前为她送行！
我和一群学生刚进殡仪馆，她的母亲就迎上来，用哭哑了的声音对我说：“李老师，您这么忙还赶来，真是谢谢您和同学们了！”我心情沉重地说：“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们根本没想到！”她的眼泪又来了：“李老师，今天我才告诉你，我的任安妮6岁就患上了白血病，当时医生说她最多能活三年。为了让她有个宁静美好的生活，我们一直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在许多人的关心下，她奇迹般地活了8年。谢谢您啊，李老师！任安妮在最后几天，还在说她想李老师，想同学们。她复学后一直不喜欢新的班级，多次对我说，妈妈，等我病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请求校长允许我回到原来的班级。我想念原来的同学们，想念李老师！”
听了她的话，我真是心如刀绞：在任安妮纯真的心灵中，不知道她所想念的李老师曾为她降到另外一个班而暗暗高兴啊！
我和学生们站在任安妮的遗体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想到那个冬天的早晨，我让她站了15分钟；想到她那天上午向我请假时我的冷淡；想到我对她其实并不好，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却还“想念李老师”……我终于忍不住恸哭起来！
这是我参加教育工作至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因愧对学生而嚎啕大哭……
当天晚上，我含泪写下一篇近5000字的文章《 你永远14岁——写给任安妮 》。在写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对任安妮的愧疚是不是真诚的？我也一遍一遍地回答自己：绝对真诚！但如果往深处思考，我这种愧疚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我不知道任安妮患有白血病，而竟然罚她站。是的，我曾一次次充满悔恨地想：如果早知道任安妮患有白血病，我绝对不可能罚她站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那是不是如果任安妮没有患白血病，或者说如果她仍然健康地活着，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罚她站呢？我之所以流下眼泪，是因为愧疚。但这里的“愧疚”仅仅是因为罚了患有白血病的任安妮站，而不是因为“罚站”本身！那么，我的愧疚还是很浅薄的。我应该为罚学生站而惭愧——不管这被罚的学生是不是病中的任安妮！我已经不可能面对或者对任安妮说声“对不起”了，但我每天都还面对着健康而活泼的学生，我应该也必须把我对任安妮的愧疚化作对我今后每一位学生的尊重与善待！
从那以后，我发誓：决不再对迟到的学生罚站！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可以无愧地说：当年面对任安妮的遗容所立下的誓言，我坚守到了今天！
如果仅仅从教育动机看，我当年罚任安妮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就是想“严肃纪律”嘛！不过是“严格要求学生”嘛！而且如果从教育效果看，我更不应该如此自责而应该很高兴——罚一个任安妮站便换来了班上迟到现象的大大减少。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学生尊严的伤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以学生尊严的伤害作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教育效果”！教育，绝不能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尊重学生，并不能代替教育本身——这只是教育的前提；但剥夺了学生的尊严，就剥夺了教育的全部！教育，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情、人道和人性！
——这就是当年体罚（我认为罚站也是一种体罚）任安妮所给我的教训，也是我对此反思所获得的教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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